Category Archive for "經濟"



中央政策 & 專家意見 & 經濟 trader on 27 Dec 2010

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

近日在深圳召開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的觀點──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會上,還有不少國內和國際的華人學者對張五常教授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証明。

這一觀點的基本論証理路是:1989年之後,中央迅速把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導致縣與縣之間在發展經濟上進行激烈競爭。每一個縣政府,都像一家公司,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長,拼命招商引資。投資者向當地政府購地建廠,賣地收益的四分之三歸縣,四分之一上繳。廠建成投產後,增值稅四分之一留縣,四分之三上繳國庫。張五常教授認為,這種中國獨特的租稅合約分成制,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導致地方政府有很強的發展經濟積極性。他同時認為,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並自信這是他的一個天才理論發現。

在之前發表的一篇“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因?”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已經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均把GDP增速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官員行政績效的一個主要指標,確實在中國各地之間形成了一種政府間經濟績效的競爭機制。在這種“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下,各級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經濟建設,招商引資,大搞開發區,並且大搞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結果,中國的各級和各地政府,均成了當地最大的“經濟發展總公司”。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這顯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張五常教授“分成合約理論”的縣級競爭說。

縣級政府的競爭確是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問題是,這就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好還是回到現實中,仔細觀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誰在推動各地乃至每一個縣的經濟增長的?從形式看,縣政府作為本地的一個建設者,它要蓋大樓、建廣場、修馬路、設公園、搞綠化以及興建各種新的公共設施,這無疑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一個貢獻因素。但是,這種政府投資和建設項目顯然不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眾所周知,與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實體部門和制造業的增長一樣,過去20多年來,那些GDP快速增長的縣,首先且主要是制造業的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與出口直接相關的制造業的快速增長。除個別礦產、旅遊勝地和邊境貿易縣之外,這幾乎沒有例外。

如果過去30年中國各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實體部門和制造業的快速增長所造成的話,那麼,到底是誰來做實業、做出口,開廠雇工招人生產產品?顯然不是縣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競爭中引來各類企業和企業家,包括外資(包括港台資本)、外省和外地企業家,以及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業家。“商”和“資”是“招”來的,是“引”來的,不是來自國外,就是來自國內其它地方。現在從某個地方搬來了這裡,不去那裡,在整個經濟總量的匯總中,應該差異不大,差異也只是開辦的新廠的生產和銷售。那麼,這能解釋全部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麼?顯然不是縣級競爭模型所能全部解釋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發成長起來的企業,也不在他的租稅分成制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型中,那又怎麼用這種合約分成的理論程式來解釋整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跡?

當然,必須看到,自1989年實行分權制改革以來,縣級競爭無疑是中國經濟這些年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那些“百強縣”,恐怕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我們承認這一事實,也有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按照張五常教授的合約分成制解釋理路,現有的縣級財政體制安排只能是各地制造業快速發展的一個促進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倒是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引進了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制,加上我們趕上了中國加入WTO後的全球化浪潮,才導致我們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和企業集團迅速崛起。由此來看,縣級競爭的租稅分成制合約安排,最多是提供了一個“籠子”,一個“窩”,至多是一個溫度“孵化器”,而它本身既不是“鳥”,也不是“蛋”,更不是那種能無中生有的孕生經濟奇跡的“魔瓶”。由此來看,即使縣級租稅合約分成制的理論模型是多麼天才的理論發現,最多只是部分解釋了中國一些經濟發達的縣快速增長的“體制環境”原因,而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

第二,要看到,盡管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內陸的一些百強縣等經濟發達地區對這些年中國的GDP快速增長有貢獻,但是,在過去30年中,相對於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來說,縣級制造業、服務業以及出口業和基建還只是貢獻了很小的一部分,而過去中國GDP總量的擴張主要還是來自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廣州、重慶、青島、大連、南京、杭州等等一些超大城市的制造業、服務業以及城市基建等快速發展,以及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高鐵、通訊、電網、礦山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資和興建,這些才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和構成部分,而不是一些縣級經濟。這也不是張五常教授的縣級租稅分成制的合約理論所能涵蓋和解釋的。

單從上述兩點,就能判斷,盡管張五常教授素來就有超常的理論洞察力,但是他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所提出的解釋“中國過去總是做對了什麼”的縣級租稅合約分成制的理論模型,並沒有揭示和解釋出中國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和根本原因。至多,他的天才的縣級競爭模型,只是解釋了中國經濟奇跡的部分和次要原因。 (韋森 - WSJ)

中國大陸 & 專家意見 & 經濟 trader on 11 Dec 2010

2011:中國進入緊縮之年?

中國政府上週五宣佈明年實施緊縮政策。如果對此有一定程度的鬆懈﹐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12個月以前也曾有類似的情形。但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於﹐通貨膨脹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得多的問題。目前為止所採取的限制貸款、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相對溫和的預防性措施﹐是不太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要解決就得下一劑加息猛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週五聲明說﹐中國明年將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鬆”轉為“穩健”。聲明發佈的時間說明﹐本週公佈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其他經濟數據可能顯示通脹率進一步上升。今年10月份CPI同比上漲4.4%﹐食品價格上漲更快﹐漲幅達10.1%。

新的提法意味著傳統加息手段已經顯得確定無疑﹐而不是一種可能性。在中國人民銀行10月份25個基點的加息幾乎讓所有人措手不及之後﹐目前分析師都在以更大的把握預測新的加息措施。加拿大皇家銀行(RBC)預計本月以內將會再次加息25個基點﹐2011年將進一步加息75個基點。

中國加息力度究竟會有多大﹐取決於這次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有多嚴重。在存款利率僅2.5%的情況下﹐實際利率仍然明顯為負﹐完全可以說中國的政策遠遠落後於形勢。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國家已經進入各自加息週期的較高階段。但不是人人都這麼憂慮於通貨膨脹。在一篇新的策略報告中﹐券商里昂證券(CLSA)對人們的通脹擔憂不以為然﹐說當前形勢更像是2007年到2008年的重演﹐當時通貨膨脹的主要推動因素是食品﹐而不是其他更基本的東西。里昂證券認為﹐中國反倒應當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更加關注於資產泡沫﹐而不是上世紀70年代那種類型的通貨膨脹。

物價管制

但有關部門似乎是在對通貨膨脹動真格。除了政治局聲明以外﹐上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宣佈對棉花、糧食、石油和食糖等關鍵大宗商品實施價格管制。還有跡象顯示﹐通脹壓力加大看起來與大量資金充斥於中國經濟更有關係﹐而非食品相關的供應沖擊。在政府引發的貸款熱潮後﹐廣義貨幣供應量在過去兩年增加了54%。同時﹐房價上漲最終對經濟造成了影響﹐加之今年一系列工資上調以彌補物價上漲﹐因此有可能加強通脹預期。然而﹐僅僅因為通脹現在被視為一個更重大的問題﹐也並不能減輕強制“讓錢更值錢”帶來的風險。決策者就如在走鋼絲﹐控制物價上漲的同時又不能刺破里昂證券(CLSA)所強調的各種資產泡沫。樓市是會被密切關注的一個部分。同樣受關注的還有大量國有行業的表現﹐這些企業已經習慣了依靠人為壓低貸款生存。

導致採取措施進一步複雜化的是﹐再次加息不僅有刺破資產泡沫和增大銀行壞賬的風險﹐同時還會吸引更多投機性的熱錢流入以追求收益。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股市自10月份加息以來下跌了15%左右。值得注意的還有﹐波羅的海幹散貨航運指數(Baltic Dry Freight Index)11月份大幅下降。

策略風險

對於已經從中國增長和流動資金中獲利的經濟體和資產來說﹐他們需要密切關注北京方面的下一個舉動﹐從而瞭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否能實現某種形式的“軟著陸”。例如﹐里昂證券指出﹐中國的通脹問題對澳大利亞大宗商品貿易構成了策略風險。澳大利亞礦業和澳元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受益者。當中國對鋼、鐵礦石和基本食品等眾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上漲時﹐他們也會受影響。

另外﹐黃金似乎也應包括在內。上週﹐中國首次公佈其今年的黃金進口量增加了五倍﹐前十個月的黃金進口量超過了209噸。也許明年的出路是尋找中國尚未購買並且不會賣出的資產。 <<Craig Stephen - WSJ Market Watch>>

中國大陸 & 經濟 trader on 03 Oct 2010

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多少年?

最近,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表示,大量的資本投入、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後10年、20年,甚至30年,這些(支撐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因素會消失”。 雖然樊綱教授點明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重要因素,但對於中國經濟到底還能高速增長多長時間並不太確定,10年、20年還是30年?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許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影響,中國人特別喜歡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數(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虛指不是實指。也許,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深諳此道,說30年只是虛指(沒準兒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體多少年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因為誰也不知道,只有事後才能知道。經濟學家如此信口開河的時間預測並沒有多大價值,但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卻很值得關注,目前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20世紀末,在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了20年後,曾經出現了諸如“中國崩潰論”之類的質疑之聲,但隨後的10年,中國經濟依然繼續著增長奇跡,即使經歷了金融危機,依然木秀於林。但是,奇跡總有落幕的時候,兩百多年來,從歐洲奇跡、美國奇跡再到東亞奇跡,盡管經濟學家還沒有徹底參透經濟增長的秘密,但通過對過往奇跡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國理應也逃不出他們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學教授赫爾普曼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經濟增長的秘密》,幾乎梳理和整合了關於經濟增長的所有理論。最初經濟學家認為資本積累(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後來發現體現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決定著資本積累的水平;接著經濟學家開始研究影響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因素,包括研發水平和規模效應等;進而引申出了對國際貿易和制度因素的關注,因為這兩個因素不僅影響資本積累,也影響知識積累;同時收入不平等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經濟增長的神秘之處在於,任何單一因素決定論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個別因素對經濟增長同時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比如國際貿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經濟增長,也可能是經濟增長的障礙;研發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會帶來經濟持續增長,因為創新帶來了繁多的商品種類,這種多樣性可能會沖淡創新可能帶來的壟斷利潤和規模經濟。

盡管如此,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因素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同時影響著資本積累和知識積累,同時也決定一國的貿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於什麼是制度?簡單地說,制度是授權、引導和激勵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大多數中國人往往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制度問題,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可見真理並非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這個問題卻是經濟學家難以直面並解決的。

對照中國經濟來看,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增長,是奇跡也不是奇跡,因為似乎並沒有逃出經濟學家所總結出的分析框架,中國依靠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在計劃經濟中融入了市場經濟,通過價格改革和產權改革,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和城鎮的生產率。最近10年,改革出現了停滯,開放出現了大踏步的前進,也就是國際貿易因素再助推中國經濟增長,某種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質資本積累的速度(因為富人的儲蓄傾向更高,從而保証了高投資率)。 但到了目前這個節點,我們發現,物質資本積累有些過度了,而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落後導致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特別是人口紅利的即將終結,將放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不利影響,而物質資本積累也將因為國際貿易的放緩而放緩;從知識積累來看,研發投入不足,山寨滿天飛,國際貿易也沒有如願實現“市場換技術”,對於很多行業來說,中國是外資隨時可以撤出的加工廠;收入不平等的癒發嚴重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至少迫使政府開始從強調經濟發展轉向關注公平,從而減弱了政府生產性投資的力度。

面對這樣的不利因素,我們很難想象中國經濟學家的樂觀主義精神到底來自何處。在未來10年內,中國似乎仍然可以維持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比如,通過區域平衡發展戰略和城市化進一步加大物質資本積累,但在政府財政投資減弱的情況下,銀行體系可能要面臨過度貸款後壞賬增加的風險;外需也還可以依賴,但中國的出口已經佔世界出口總份額的10%,達到了日本當年的最高點。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想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制度變革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就要求政府縮小權力半徑,給公眾以權利和自由,不能再讓權力的大棒任意揮舞,因為中國經濟的蛋糕在權力的切割下已經難以自發成長。 (崔宇 - W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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