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 for "中央政策"



中央政策 & 專家意見 & 經濟 trader on 27 Dec 2010

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

近日在深圳召開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的觀點──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會上,還有不少國內和國際的華人學者對張五常教授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証明。

這一觀點的基本論証理路是:1989年之後,中央迅速把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導致縣與縣之間在發展經濟上進行激烈競爭。每一個縣政府,都像一家公司,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長,拼命招商引資。投資者向當地政府購地建廠,賣地收益的四分之三歸縣,四分之一上繳。廠建成投產後,增值稅四分之一留縣,四分之三上繳國庫。張五常教授認為,這種中國獨特的租稅合約分成制,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導致地方政府有很強的發展經濟積極性。他同時認為,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並自信這是他的一個天才理論發現。

在之前發表的一篇“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因?”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已經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均把GDP增速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官員行政績效的一個主要指標,確實在中國各地之間形成了一種政府間經濟績效的競爭機制。在這種“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下,各級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經濟建設,招商引資,大搞開發區,並且大搞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結果,中國的各級和各地政府,均成了當地最大的“經濟發展總公司”。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這顯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張五常教授“分成合約理論”的縣級競爭說。

縣級政府的競爭確是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問題是,這就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好還是回到現實中,仔細觀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誰在推動各地乃至每一個縣的經濟增長的?從形式看,縣政府作為本地的一個建設者,它要蓋大樓、建廣場、修馬路、設公園、搞綠化以及興建各種新的公共設施,這無疑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一個貢獻因素。但是,這種政府投資和建設項目顯然不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眾所周知,與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實體部門和制造業的增長一樣,過去20多年來,那些GDP快速增長的縣,首先且主要是制造業的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與出口直接相關的制造業的快速增長。除個別礦產、旅遊勝地和邊境貿易縣之外,這幾乎沒有例外。

如果過去30年中國各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實體部門和制造業的快速增長所造成的話,那麼,到底是誰來做實業、做出口,開廠雇工招人生產產品?顯然不是縣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競爭中引來各類企業和企業家,包括外資(包括港台資本)、外省和外地企業家,以及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業家。“商”和“資”是“招”來的,是“引”來的,不是來自國外,就是來自國內其它地方。現在從某個地方搬來了這裡,不去那裡,在整個經濟總量的匯總中,應該差異不大,差異也只是開辦的新廠的生產和銷售。那麼,這能解釋全部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麼?顯然不是縣級競爭模型所能全部解釋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發成長起來的企業,也不在他的租稅分成制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型中,那又怎麼用這種合約分成的理論程式來解釋整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跡?

當然,必須看到,自1989年實行分權制改革以來,縣級競爭無疑是中國經濟這些年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那些“百強縣”,恐怕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我們承認這一事實,也有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按照張五常教授的合約分成制解釋理路,現有的縣級財政體制安排只能是各地制造業快速發展的一個促進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倒是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引進了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制,加上我們趕上了中國加入WTO後的全球化浪潮,才導致我們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和企業集團迅速崛起。由此來看,縣級競爭的租稅分成制合約安排,最多是提供了一個“籠子”,一個“窩”,至多是一個溫度“孵化器”,而它本身既不是“鳥”,也不是“蛋”,更不是那種能無中生有的孕生經濟奇跡的“魔瓶”。由此來看,即使縣級租稅合約分成制的理論模型是多麼天才的理論發現,最多只是部分解釋了中國一些經濟發達的縣快速增長的“體制環境”原因,而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

第二,要看到,盡管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內陸的一些百強縣等經濟發達地區對這些年中國的GDP快速增長有貢獻,但是,在過去30年中,相對於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來說,縣級制造業、服務業以及出口業和基建還只是貢獻了很小的一部分,而過去中國GDP總量的擴張主要還是來自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廣州、重慶、青島、大連、南京、杭州等等一些超大城市的制造業、服務業以及城市基建等快速發展,以及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高鐵、通訊、電網、礦山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資和興建,這些才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和構成部分,而不是一些縣級經濟。這也不是張五常教授的縣級租稅分成制的合約理論所能涵蓋和解釋的。

單從上述兩點,就能判斷,盡管張五常教授素來就有超常的理論洞察力,但是他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所提出的解釋“中國過去總是做對了什麼”的縣級租稅合約分成制的理論模型,並沒有揭示和解釋出中國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和根本原因。至多,他的天才的縣級競爭模型,只是解釋了中國經濟奇跡的部分和次要原因。 (韋森 - WSJ)

中國大陸 & 中央政策 & 利率 trader on 03 Oct 2010

中國央行為何能容忍持續負利率?

8月份中國經濟數據中最受人關注的就是CPI,3.5%的同比漲幅也創下了2008年10月以來的新高。如果粗略地把一年期存款利率與月度CPI同比漲幅之差作為實際利率的衡量,那麼自從2010年2月以來,中國已經連續7個月出現實際利率為負(即負利率)的情況。

負利率意味著存款的縮水,是對儲戶財富的掠奪,如果持續下去,不僅儲戶難以忍受,而且監管部門也會忌憚存款大量流出銀行和通脹預期的進一步增強,但中國央行對於負利率的容忍度卻超乎想象。從歷史上看,在1990年9月-2010年8月這240個月中,約有80個月出現了負利率現象,分別是1992年12月─1995年11月、2003年11月─2005年3月(不包括2005年1月)、2006年12月─2008年10月(不包括2007年1月)和2010年2月至今。可以看出,負利率一旦出現一般會持續較長時間,如果不考慮1992-1995年間由於價格闖關改革等帶來的“異常”現象,平均也要持續20個月左右。

CPI同比增速和一年存款利率

當然,在持續負利率期間,中國央行也並非無所作為,只不過動作或者稍顯遲緩,或者幅度較小:在2003年11月─2005年3月期間,只是在2004年10月加息一次;雖然自2006年8月就開始加息,而且在2006年12月-2008年10月間,又連續加息六次,但這期間一直沒有擺脫負利率。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由於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央行還曾兩度降息。

由上可知,中國央行歷史上對於負利率具有很強的容忍度,而且加息的時機和幅度也並不太參考負利率的情況,更多的是參考宏觀經濟走勢。因此,即使2010年2月至今已經持續出現負利率,也不一定會“逼迫”中國央行加息以保証實際利率為正。那麼,中國央行對於負利率的容忍度為何這麼高呢?

首先,負利率其實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的算法,中國央行可能更多的是引導大家“向前看”。比如,盡管2010年2月至今出現負利率,但它也只是意味著在2009年2月─2009年8月之間存入銀行的一年期存款實際上是縮水的。這一切都過去了。“向前看”的話,未來CPI和存款利率都有可能出現動態變化,按照中國政府的設想,通過加強農產品供給和打擊價格炒作,再加上去年四季度CPI基數較高,未來CPI可能會有所回落,那麼負利率的現象就有可能緩解,而不必通過加息的方式來解決。

其次,對於監管部門來說,負利率的最大威脅在於存款的分流,但從歷史上看,即使出現負利率,其也不一定會導致大量存款流出銀行,只有企業和居民預期未來CPI依然會大幅上升,而且負利率會持續存在時,才會導致一定的存款分流,但規模仍然是有限的。一般來說,存款和利率應該是正相關的,如果金融體系的利率被壓制得太低會導致吸引不到存款,從而帶來“金融脫媒”、資本積累的不足和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但實際上,存款水平不僅受到利率的制約,還受到收入水平、投資渠道、人口結構和收入分配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中國即使利率水平較低甚至經常出現負利率,但銀行存款還是扶搖直上,目前M2/GDP也已經接近破世界紀錄的200%。另外,從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來看,從1990年9月的4900億攀升至2010年8月的約29萬億,2008和2009年每年都增長約5萬億,今年至今也增加了約3萬億。所以,中國央行更多的是擔心存款太多了,而不是存款分流,過去20年間,只有20個月左右出現過月度儲蓄存款余額的減少,即使在股市和房市火爆的2007年,最大的月度減少額也不過5000億元左右(2007年10月)。

最後,壓低實際利率甚至縱容實際利率為負恰恰是中國金融體制支撐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要素。這一做法似乎和“金融約束理論”遙相呼應。該理論認為,通過對利率進行管制(主要是存款利率管制)和限制市場準入或對金融業直接競爭進行限制,會在金融部門和企業部門創造“租金機會”。這樣,金融機構對“租金機會”的尋租行為就會激勵其對貸款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優惠條件,以獲取更多的“租金”,從而既能減少利率管制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可以降低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實現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

但是,由於中國的金融機構大都屬於國有,貸款也更多流向了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天然具有道德風險,“租金”也很容易被國有企業管理層和監管者據為己有,即使企業部門短期會通過低資金成本因素推動經濟增長,但卻可能是低效的,躺在低資金成本的搖籃裡很難有動力推動技術進步,而金融部門也會在坐享壟斷租金的過程中喪失提高效率的動力。隨著投資渠道的增多和儲戶自我保護意識的覺醒,中國早晚也會面臨利率管制導致的資本不足和資本外逃的窘境,“金融約束理論”只能作為一個短期指引。

目前看來,8月份,中國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都企穩或者反彈,即使中國央行選擇存貸款利率一同上調也在情理之中。如果選擇上調存款利率而貸款利率不動的非對稱加息更是合情合理,要知道,存款利率的上調不僅是為了遏制通貨膨脹,更是為了保護大多數儲戶來之不易的財富。當然,這取決於中國央行對於負利率的容忍度,但中國央行必須要認識到,儲戶對於負利率的容忍度在下降,一旦存款有所鬆動和流出,通貨膨脹將更加難以控制。 (崔宇 - WSJ)

中國大陸 & 中央政策 & 經濟 trader on 09 Mar 2009

中國“新刺激計劃”哪裡去了?

傳言時買進,兌現時賣出。這可能是多數短線交易者都知道的操作法。

這裡的“兌現”既可以指利好消息正式公布,也可以指毫無根據的謠言被戳穿。剛剛在中國股市上演的“新刺激計劃”就屬於後者。

在全國人大開幕前,市場傳言中國政府將宣布新一輪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這個傳言成為滬深股市週三大漲6%以上的驅動力之一,并刺激全球股市在當天普漲,連美國股市也止住了連續5天的跌勢。但溫家寶總理週四在人大開幕式上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沒有宣布“新刺激計劃”。隨後滬深股市接連兩天震蕩調整,美國股市週四重新走軟,主要股指跌幅都超過4%。

被如此大炒特炒的中國“新刺激計劃”到哪裡去了呢?瑞銀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在采訪中說,所謂推出“新刺激計劃”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首先,現在4萬億投資計劃還沒有完全到位,即使到位的部分也可能還沒有用上,要對4萬億的效果進行評估顯然還太早。其次,過於關注政府的財政資金支出沒有必要,因為在刺激經濟的總體資金中,財政資金只是小部分,大部分還是銀行信貸、私人資本等。第三,判斷刺激政策能否發揮作用,關鍵還要看市場上有沒有投資意愿。

或許你會說汪濤有可能只是事後諸葛亮。事實上,她週一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表的《全國人大可能會出臺哪些經濟政策》一文中說,“本次會議可能會公佈一些刺激消費的措施,但不會出台另一個重大的經濟刺激方案”。

渣打銀行中國研究部宏觀經濟分析師李煒說,政府沒有出台“新刺激計劃”,既有可能是政府看待目前經濟的角度與市場多數人有出入,對現在的4萬億刺激計劃極度樂觀;也有可能是審慎的表現,決定先看形勢發展再說。他認為有關“新刺激計劃”的傳言只是市場的炒作。他說﹕“這個市場天天都在炒作。”

究竟是誰在炒作“新刺激計劃”呢?中金公司宏觀經濟分析師徐劍說,“肯定是一些捕風捉影的外行,或者是想做多的人。”中金公司在週一發佈的報告中說,政府在兩會上再次出台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較小,更多的是對前期4萬億刺激政策的細化。不過,這次政府在兩會上沒有推出“新刺激計劃”,并不意味著今後也不會有新刺激計劃。正如發改委官員所說的,形勢還在發展當中,政策可能會相應調整。下週,將有系列經濟數據出爐,它們或許能夠幫助投資者對最近出現的一些復甦跡象的真實性進行判斷。

“新刺激計劃”如同炒糊的油渣被市場扔掉了,但別的概念或者傳言還可能出現。面對它們,最好的應對之方是,寧停三分,不搶一秒。  (WSJ 財經點評 譚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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